“神童”魏永康的悲情故事，通过央视＜＜新闻调查＞＞的传播，引来世人一片唏嘘。一时间，他在人们眼中几乎成了一个只会读书而生活却不能自理的“废人”。他那位望子成龙的母亲则被视为将其“致残”的“罪魁祸首”。
然而，笔者却有不同看法！在我看来，魏永康并不是一个缺乏生活自理能力的“偏才”，而是一个有着超常思维模式和特异生活习惯的“天才”。如果社会能够对他更加宽容和关爱一些，他的悲剧是不会发生的。
为什么这样说呢？先让我们来看一看魏永康的实际表现：从中科院辍学回家后，由于不堪忍受母亲喋喋不休的责骂，他离家出走了。在一个多月的时间里，他仅凭500元钱（实际只花了200多元），便驰骋近半个中国，游历了16个城市！试问，他所表现出的生活自理能力（低耗生存能力、自我保护能力、周密计划能力、快速转移能力），除了美国大片中的特种兵外，又有谁人可及？甚至把他冬天穿着衬衣拖鞋到天安门广场散步的浪漫之举也说成了“低能”的表现。按照这个逻辑，那些在零下30度光着身子跳到冰水里的冬泳者无疑是疯子！
有着超常天赋的魏永康，没有遵循世俗的生活习惯，没有学会庸俗社会中人情世故，他的思维和精力完全沉浸在独有的奇幻世界中，而对于人类最原始的吃喝拉撒本能却保持着自然状态，这难道是他的罪过吗？如果世人都用这种指责来苛求一个旷世奇才，那么人类的文明史上就不会有爱因斯坦，也不会有陈景润。因为爱因斯坦经常蓬头垢面地走在人行道上，还弱智似的拿着手杖一格一格地数路边的栅栏，更“孰不可忍”的是，他居然穿着短裤拖鞋出席宴会，在比利时王后御笔题诗的背后打草稿，把一千美圆支票当作书签乱夹结果弄丢了，甚至忘了自己的家只好打电话到家里问自己住在哪里！而中国最著名的数学家陈景润也是生活自理能力极差，甚至连路都走不好竟然撞到电线杆子上。当有人建议爱因斯坦去竞选以色列总统时，他的回答是：“我对自然界还知道一点点，可是对于社会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请问，魏永康的表现不也是“我对读书还知道一点点，可是对于社会生活的事情我什么都不知道”吗？我们能够把爱因斯坦的怪异犯傻看作有趣，把陈景润的失神撞杆看作痴迷，为什么却要嘲笑和批评魏永康呢？
到底是谁在扼杀神童魏永康？中国自古以来的劣根性之一，就是墙倒众人推。假如魏永康成名在先，那么他所有的怪僻都将成为与众不同的天才特征并为人们津津乐道。不幸的是，他在还只是个学生，还没有拿出“1＋1＝2“之类的科研成果前，意外地遇上了最倒霉的一件事。结果被大做文章，在口诛笔伐中退化为只会读书不懂生活的怪人，被迫中止学习生涯。
最关键的，大家注意到了魏永康退学的背景和原因吗？他是在非典期间，学校到学生宿舍开展专项检查时，因为“不讲个人卫生”，被处以一个学生“勒令退学”！ 如果在平时，不讲个人卫生绝对不会成为剥夺学生学习权力的理由（就像北京大学当初认为没有理由让最近杀人的安然退学一样）。2000年中科院没有因为魏永康的怪僻低能而拒绝他硕博连读，此后近3年的时间里，中科院也没有因为魏永康不讲个人卫生而劝其退学。但是，2003年春天，可怕的非典来了。一切的行为都蒙上了政治色彩。可以想象，当时的中科院像其他高校一样，为了阻击非典，出台了多么严厉的政策（很可能就包括不讲个人卫生严重者勒令退学之类的极刑）。而不懂得人情世故的书呆子魏永康，肯定没有审时度势暂时收敛他那随性懒散的生活模式，结果撞在了枪口上，被卫生检查组逮个正着，立刻成为反面典型课以极刑。虽然他是17岁破格录取的神童，虽然中科院曾经因为他是神童而在近3年的时间里一直原谅着他不讲个人卫生的陋习。然而，在残酷的非典时期，决不会有人冒着巨大的政治风险来继续宽容一个有“脏僻”的神童，哪怕他极有可能成为中国未来的爱因斯坦！
在灾难般恐怖的非典时期，不少官员因为阻击非典不力而被解职，作为政治舞台上的角色这很正常，也符合做官的游戏规则。但是，魏永康还只是一个年仅20岁，正处在学习成长阶段的青年，他凭着超群的智力，在公平竞争中获得了硕博连读的机会，最后却因为在非典期间个人卫生问题，被剥夺了受教育的权力。那些因为阶段性政治运动而中止做官生涯的人，后来也得到了宽恕，重新走上了为人民服务的岗位。而作为不应该承担太多社会责任的一介书生，魏永康在事后不仅没有恢复学籍，几乎断送了一生的前程，而且还要把他作为反面教材通过各种媒体来大肆渲染，让他在孤独的角落里背负世人的苛责，承受社会的巨大压力。试问：中科院的人文精神何在？我们时代的良知何在？在强调法治和公平，构建和谐社会的今天，为什么没有人为学生的读书权说话？为什么不拘一格培养人才的呼声总是纸上谈兵。天才魏永康，一个非典时期政治运动的牺牲品。究竟是谁制造了他的悲剧？谁扼杀了他那渴望萌芽的慧根？让所有亲历或知道这个故事的人都来叩问自己的灵魂吧。
作者： 秋石 来源： 博锐管理在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