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1世纪是个步履匆匆、分秒必争的‘毫微秒’时代。”世界通讯行业的领先企业—北方电讯的前任CEO戴维。万斯（David Vice）表示：“将来只有两种类型的经理人，一种是捷足先登者，另一种则是丧生商海者。”
面对汹涌的变革浪潮，融入其中抑或推波助澜成为大多数人的选择。从阿尔文。托夫勒的《第三次浪潮》到汤姆。彼得斯的《疯狂的时代呼唤疯狂的管理》，每一位大师都力图告诉你，这个世界惟一不变的只有变化本身。德鲁克在《21世纪的管理挑战》中这样告诉我们：“在面临变革之际，如我们现在所处的时期，变革是司空见惯的事情。当然，变革是令人痛苦和需要冒风险的，需要做大量艰苦卓绝的工作。但是，除非组织以引导变革为己任，否则任何组织（企业、大学或医院等）都不能幸免。在一日千里的结构性调整浪潮中，惟一能够幸存的只有变革的引导者。”彼得。圣吉同样在《第五项修炼》中感叹，“历史上人们首次有能力制造出多得让人无法吸收的资讯，密切得让人无法理清的相互依存关系，以及快得让人无法跟上的变化步伐。”
但是当我们融入其中，期待能够顺流而下的时候，变幻莫测的紊流却使得所有的追随者无所适从。因为在日趋激烈的全球市场中，并不只有一类公司独占鳌头，从1999至2002年，全球500强连续上榜的只有402家了，五年竞争的淘汰率高达20.人们在20世纪90年代欢呼着电子商务时代的来临时，同时吹起了网络泡沫。当企业瘦身的潮流在21世纪席卷全球时，跨国巨头合并的浪潮同样汹涌澎湃。
这是一个匪夷所思的世纪，在这里，保守的丰田公司可以与激情四射的苹果取得同样的成功。
维持原状的做法永远都会面临两种结局，顽固或者坚持。在长达数千年的市场博弈中，挑剔的消费者第一次赢得了全面的胜利。被大众需求长期压抑的个性需求终于得到了释放，并塑造了众多的细分市场。而企业也终于结束了“惟大独尊”的时代，繁杂的流水线已经不再是惟一的先进代表，先前“大逆不道”的组织似乎更加具有生命力。
同样是德鲁克，他在《管理未来》中告诉我们，变换工作的风险意味着一个员工在通用电气公司工作22年后，失去了他原本拥有的职位安全保障。假定这个人是管理工程师，他知道只要他以前是制造蒸汽涡轮的，那么将来他还会继续制造它们。他知道通用电气公司控制着蒸汽涡轮市场45的份额，自己不用为了这份工作拼命，通用电气公司总会有一份工作给他，并且有提升的可能。现在，这个人得知通用电气公司随时可能退出蒸汽涡轮市场，因为一个他从未听说过的年轻人在将来可能会完成一项小发明，足以使通用电气所占领的45的市场份额化为乌有。
一切都开始变得难以确定。
歧路的困惑
或许已经落后太久了，中国人对于每一次现代化都是那么急迫，与西方天堑般的差距使我们不敢有丝毫的懈怠，但是缺乏方向的盲从却使大批的尝试都以失败告终。月明星稀，更加眩目的月光往往能让人们忽视了北极星的方向。鸦片战争以来的中国恰恰一再落入了这一类的陷阱——先进的“表象”眩花了众多伟人的眼睛，以至于未能看清幕后的操纵之手。鸦片战争的惨败换来的是洋务运动的喧嚣，“中学为体，西学为用”成为了他们的旗帜，三纲五常的道义与飞速运转的机械工厂注定难以并行于同一轨道。当社会变革的引导者们仅仅满足于修枝补叶，虎头蛇尾的结局便早已种下。
亨利。福特在20世纪30年代创造出流水线的时候，高度专业化的分工与飞速运转的传送带成为了所有企业时髦的标志。工厂、烟囱、齿轮……这些西洋社会“先进”的代表组成了彼时中国人的强国梦，毛泽东在进入北京城之后的愿望之一就是能够看见京城变成烟囱遍地的工业中心。“大跃进”、“赶英超美”、“以钢为纲”，我们将现代社会的标志逐个量化为一个个指标时，中国现代化的意义也就只剩下数字了。
1978年对于中国来说是一个特殊的年份，与世隔绝二十多年的中国人和中国企业又一次看到了外面的世界。表象的冲击依然大于内在的实质，日本著名社会学家富永健一将非西方国家的现代化称为“非西方后起社会现代化”，他表示，“欧洲的现代化是经过政治、社会的内部变革后才有了工业革命，而后起之国是不能照搬这个顺序的。对于非西方国家来说，实现经济的现代化并非难事，而实现政治的现代化则决非易事，要实现社会、文化的现代化就更是难上加难”。
当任正非、张朝阳、王石成为公众人物时，企业家在中国社会的地位也正发生着变化。数十年间人为制造的阶级对立正在被市场的力量所融化，财富而非出身已经成为中国社会阶层新的标尺。
这一切都让我联想起了20世纪初的美国，摩根、卡内基、爱迪生或者更往后一些的福特和斯隆。那时的美国与今天的我们有几分相似，伴随着内战（南北战争）开始的经济高速发展已经超过了50年。1900年，美国正式取代英国成为世界第一经济大国，投资商的目光开始从伦敦转向纽约，超过40年的西进运动为经济的纵深发展提供了更为广阔的天地。当作为追随者的后发优势不复存在的时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