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现代公司制度的发展，公司治理早已成为人们广泛关注的一个关键词。尤其是随着若干知名企业高管相继出现问题而落马，或者个人被绳之以法，或者给企业造成无法挽回的损失，人们不得不考虑如何给公司治理重新定位,以及如何避免它徒具形式之类的问题。公司治理到底是以股东为中心，还是将治理主体扩大为所有体益相关者？是应当保护物权，还是应当兼顾“人权”？公司治理是依赖机构还是依靠机制？如何避免公司治理的“形式化”？随着实践的发展和研究的深入，要解答上述问题，难免见智见仁。其实，要想正确回答上述问题，必须首先明确公司治理的目的是什么。只有明确了实质性的目标或者任务就是要遏制不正当管理，实现公司治理的正确定位后，相关问题才有望有一个正确的安排。
公司治理具有自己特定的价值目标
公司治理是不是要使企业赢利？这是在企业讨论现代法人治理时常常会碰到的责难。如果回答是，那么它就没有必要存在，因为职业经理人的任务正致力于此；如果回答不是，那它同样没有必要存在，因为设立公司主要是为了赢利或者股东利益的最大化，不能带来赢利的活动就没有在公司内部存在的必要。为了避开这种两难境地，必须避开这种问题本身所设置的“陷阱”。这种陷阱就是，在公司、企业中似乎只有效率、效益之类的唯一目标，没有公平、公正的价值指向。而恰恰正是后者出现的种种弊端，使得治理的任务突现出来。
从根本上说，公司治理结构的产生和存在的内在要求是源于法人产权制度形成的新情况。公司法人制度与法人产权的形成，是适应社会化大生产和发达商品经济需要的一次产权创新。在法人产权的形式下，公司的所有权与控制权实现了最充分的分离，以最大可能的追求公司的效率与效益目标。在这种情况下，由职业经理人(以下称管理者)掌控经营管理权，拥有能够独立支配、营运本公司资产为主要内容的权能是必要的，但需要强调的，这是对他人资产的支配或控制。作为所有者，之所以肯把这种权能让渡出来，委托出去，当然是基于管理者既懂科学管理(会管理等)又能坚持正当管理(善意管理等)的假设，相信交给专门人才管理比自己直接掌控要好好多。
然而现实并不像所有者假定的那样，出现了诸多管理者“败德”的现象，管理者在对他人资产进行支配或控制，出现儿卖爷田不心痛、穷庙富方丈之类的情况，侵犯了所有者的利益,使相关利益主体不能公平的受偿或者分享企业赢利,治理问题于是才浮出水面。一般说来，管理者会不会管理应当有经济指标之类的客观依据，可以通过对管理者的选择或再选择来决定，既使出现亏损也是应当承担的风险，尚不能在管理者仍在职在位的情况下进行治理。在我国的国有企业中，管理者的个人利益与企业利益并不总是成比例增长的，当面临多种选择而又由管理者自主选择时，管理者作出对个人有利的选择并不困难，他完全可以在外人不知时牺牲整体利益，将个人利益内部化,这就存在着管理者是否在进行善意管理问题。这时仍然让相关利益主体把自己利益的损失当做市场风险承担显属不公平，管理者也没有理由拒绝委托者实施委托后的“横向干涉”,治理才显出它的必要性。如果说公司管理的价值指向是赢利性的话，那么公司治理的价值指向则是赢利的合法和赢利后分配的正当性。
但是历史不可能后退，两权分离的趋势不可逆转，所有者既然做出了这种无奈或者是明智的选择，也只能在既定的现代法人产权制度下进行治理，尤其是在承认管理者确有比自己更强的管理能力的前提下进行治理。那么剩下来的只能是对管理者的管理是否正当进行治理了,因为每个利益主体都有权利对此做出独立的判断。由此可见，治理的任务不是为了提高企业的科学管理水平，不是直接关注企业的赢利，那是实行两权分离后，交由管理者完成的任务，治理的任务是为了保证管理者管理的正当性，最大限度地遏制不正当管理。也就是说，公司治理的直接目的不是为了赢利，但它确有存在的必要，这是实践发展的逻辑。至少从我国企业现阶段发展水平来看，公司治理存在的意义就类似于在公司制中反腐倡廉，从源头上遏制不正当管理。
公司治理关注管理者管理的正当性，并不是纯粹的道德说教，而是从利益的获得和分配是否合乎游戏规则为现实依据的利益之争。当管理者通过管理行为谋取不正当利益的时候，认定其为不正当管理，对其加以遏制难免要付出一定的成本。这里所谓的游戏规则，当然要有一定的社会标准，但主要是由企业内部相关利益主体共同认定的标准为依据，当公司以股东为中心时，主要以股东的意志为主导，当公司风险的承担者扩大到其他相关主体时，则应当尊重更多主体的意愿。毫无疑问，它不能仅以管理者的个人或单方面的辩解为依据。同时也要以事实为依据，也就是说，管理者是否实施了不正当管理，要看他是否通过或者企图通过职务行为获得看得见摸得着的不正当利益，不能以主观猜测和臆造为依据，那样可能会加大公司治理的成本，无助于企业的健康运行。
公司治理的直接目的虽然不是为了赢利，仍然与赢利有关。一种有效的公司治理制度应当提供能够规制管理者义务的机制，以防止他们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