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美日中管理的比较以及认为中国式管理优于美日管理，是中国式管理提出的另一个重要前提。然而，当我们认真考察中国式管理对美日中管理十四个方面的对比之后，却发现其谬误比比皆是。
在缺乏科学依据的情况下，中国式管理以自认优越于美日管理的姿态，去构筑一统21世纪世界管理的梦想，显然是踏上了一条不归之路。
中国式管理对美日中管理“思想基础”的对比
中国式管理对美日中管理思想基础的分析，表现出明显的简单化倾向。在中国式管理看来，美国管理的思想基础为制衡思想，日本管理的思想基础为大和思想，而中国式管理的思想基础为太极思想。
这种对比从表面上看来，似乎很有道理。但实际上，由于管理的复杂性，这种简单化的对比并不能真正解释美日中管理的本质。因为，美日中管理并非水火不容，而是具有相当程度上的交叉与融合。刻意区分美日中管理的不同，是无益于管理实践的。
就所谓美国管理的制衡思想来说，它源自古希腊的亚里士多德，经近代思想家洛克、孟德斯鸠而成熟。它是西方现代国家三权分立制度的思想基础，是民主政体的基本保障。它不仅仅是美国管理的思想基础，也是日本与中国管理现代化的思想基础。如果没有这一基础，任何国家的现代化都会成为乌托邦。
因此，并不存在制衡思想与大和思想、太极思想孰优孰劣的问题，也不存在制衡思想与大和思想、太极思想彼此孤立的现象。如果日本仅有大和思想，而没有制衡思想，就不可能有日本的现代化。同样，如果中国只有太极思想而没有制衡思想，中国的现代化也将不可能实现。
事实上，中国古代也不缺乏制衡思想。秦汉之三公九卿制、隋唐之三省六部制、明朝之内外廷制、清朝之军机处和地方督抚分权等，均为分权制衡的有力手段。但是中国古代却没有对至高无上的皇权的制约，制衡制度只是维护皇帝“家天下”的工具。正因为如此，中国的现代化才更需要借鉴西方的制衡思想与体制。
然而，尽管中国古代的制衡思想与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从管理的角度来看，却是专制社会长期存在的重要保障。而太极思想作为一种宇宙观，即使在中国古代，对于管理来说，也只是一种边缘思想，究竟起到多少实际的作用，是很难评估的。中国古代的专制政体，把人民当作工具，根本有悖于太极思想的物我合一精神。
太极思想具有过多玄想的成分，在中国更多地体现在哲学、文艺、武术等非管理的方面，而不是管理思想的主要基础。如果把太极思想作为中国现代管理的主要思想基础，就更加不切实际。
首先，如前所述，没有制衡思想和相应的体制，现代管理就丧失了存在的根基。其次，制衡思想仅仅是现代管理的思想基础之一，而不是现代管理的所有思想基础。除制衡思想外，现代管理的思想基础还有“人本主义”、“新教伦理”等等。
而从管理实践的角度来看，一个企业每一天每一件事情的处理，究竟有多少是“太极思想”的体现呢？比如中国式管理所推崇的太极思想：“做得对不一定有用，重要的不是对错”，这固然是处理某些特殊事情的有效方法，但是对于管理中的绝大多数工作来说，我们当然要追求“对”。如果所有的事情都不追求对错，那管理肯定是一团糟。事实上，对于一些特殊事例，即使在西方企业中，同样会灵活处理，不追求对错。将这样一种边缘性的处理问题方法，抬高为中国式管理的核心思想基础，无疑是有悖科学精神的。
另外，从西方哲学层面来说，怀特海的有机哲学与太极思想也具有本质的相通性。因此，无论是制衡思想还是太极思想，都并非是美国或中国的专利。在现代管理中，实际上是各种思想相互交织，难分彼此。中国式管理的这种简单化区分，纯粹出于对比心理，对管理实践并无真正的帮助。
中国式管理对美日中管理“理论基础”的对比
在对美日中“理论基础”的分析中，中国式管理犯了同样的错误。中国式管理认为，美国管理的理论基础是个人主义，日本管理的理论基础是集团主义，中国管理的理论基础是交互主义。当然还有一个重要的前提，在中国式管理看来，美国的个人主义不如日本的集团主义，而日本的集团主义不如中国的交互主义。
从中国式管理对个人主义的一惯评价来看，它首先曲解了美国的个人主义，认为个人主义是一种否定与他人关系的消极思想。而实际上，个人主义至少有两种，其一是“自由个人主义”，其二是“自私个人主义”。前者并不否认个人与他人的关系，因此与集体主义并不矛盾；后者才是与集体主义背道而驰的。
显然，美国的个人主义强调的是个人的尊严与自由，而不是否认个人与集体的关系。哈耶克曾经指出，真正的个人主义的本质特征是：1、它主要是一种旨在理解那些决定人类社会生活的力量的社会理论；2、它是一套源于这种社会观的政治行为规范。因此，个人主义首先是与责任和集体利益相联结的。
美国社会学家福山在《信任》一书中把人类社会分为两类，一类是“高度信任社会”，以美国为代表；另一类是“低度信任社会”，以华人文化圈、韩国等为代表。在“高度
